德国受到来自日本和中国的挑战
环球时报:美国经济学家彼得•舍特说,只要德国工人能保证产品质量,中国产品就根本无法与其竞争。请问,在德国制造业中,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人,谁的作用更大,他们对德国制造的贡献是一个怎样的比例?
西蒙:我更愿意把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人的作用归纳成三个同心圆,最核心的层面是强势的领导,他们都有雄心勃勃的目标。第二层面是公司经过精挑细选的非常有积极性的工程师和管理层。他们强调持续不断的创新,而且强调依靠自己内部力量来实现创新。第三层面,也就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层面,技术工人。他们必须是忠诚的雇员。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努力,这就需要雇员和公司一起成长。
环球时报:二战以来,德国制造业是否陷入过困境,是否面临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巨大挑战?德国人是如何做的?
西蒙:二战后的一片废墟上,数以万计的德国企业应运而生,不仅成为德国战争赔款的主要产品来源,还成了“德国制造”和“德国奇迹”的主要缔造者。
在上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滞胀的情况下,德国中小企业进入第二次创业的艰难时期。在80年代中期,德国制造再次崛起。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使德国形成庞大的社会中产阶层,形成均衡的社会贫富水平。但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制造的崛起,德国制造遭遇前所未有的竞争。不过长期以来,日本都是依靠引进欧美国家的科技成果,然后加以消化和吸收,在当今特别需要技术创新的时代,日本自然就落在了后面。在日本的整个科研中基础研究的比重只有14.5%,而美国与德国大约分别占50%和40%。如今,中国制造又成为德国制造潜在的竞争对象。目前看,中国产品和德国制造的差距正在缩小。可以说,中国的竞争激发了德国生产更好、更具价值的产品。
向“欧亚企业”转化
环球时报:德国经济没有像多数发达国家那样追逐高科技产业、服务业和金融业带来的滚滚红利,也经受住了发展中国家廉价商品的冲击。德国制造业的前进动力是什么,它最担心的是什么?
西蒙:企业的全球化,使人力资源成为德国制造的最大挑战之一。特别是企业在走向国际化过程中怎样打造一支忠实的、有知识和能力的、适应多国市场的人才队伍。德国制造面临的挑战还在于,把自己从“欧美企业”转化为“欧亚企业”。德国很多企业典型的业务比例,现在是欧洲和美国占70%,今后需要改变为欧洲和中国占70%。这将对企业文化造成巨大影响:对一些企业而言,中国已成为第二故乡。
保护企业的独一无二也是挑战
环球时报:德国的宝马公司和经营汽车零部件的博世集团的技术创新在全球汽车工业技术创新中占1/3。德国人的创新精神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培养的?
西蒙:创新对于公司的成功最重要。比如,西门子是全球所有大公司中人均拥有专利数最高的公司,大约每百位员工拥有10项专利。德国公司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保持紧密联系,在沼气、风能和纳米技术等新领域的崛起,也表明了它们的反应相当迅速。德国人的创新精神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奔驰公司每年的研发经费占其营业额的4%,而很多中小企业每年的研发经费占其营业额的10%—20%。
环球时报:德国制造给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德国制造在称雄全球的道路上能走多远?
西蒙:过去10年,西门子、大众汽车等公司的裁员、董事会纠纷及腐败丑闻占据了德国业界新闻的头条。但德国中小企业却成为所在领域的全球领袖,年增长率达到10%。 这些小公司是德国经济的核心。这些隐形冠军有着一些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点:大力关注能让它们占据统治地位并在高成本的德国继续生产的细分市场;拥有开拓新市场的全球战略,以及亲力亲为的创新和生产方式;通常是家族企业或私营企业,以确保连贯性。
虽然目前美国经济持续低迷让德国的经济增长放慢,但借助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强大需求,德国制造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仍会高歌猛进。